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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驿方志学说与修志实践研究

发布日期:2015-06-15访问次数: 字号:[ ]

颜越虎

   陈桥驿教授并非方志学家[1](p1),但作为一个“方志的大用户”,一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郦学大师,他不仅与地方志结缘甚早,而且他一生的教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同地方志密切相关:他不仅大量利用地方志做学问,提高了地方志的学术地位,而且研究方志,开设方志学课程,发表许多相关学术论文,提出了“方志资料说”等一些极富见地、颇具价值的方志学说;不仅指导了《绍兴市志》、《绍兴县志》等著名志书的编修,而且身体力行,先后独立编纂或主持编纂了多部志书;不仅为全国各地引回了多部地方志的珍稀版本,丰富了国内地方志的收藏,而且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国地方志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使更多的国外学者了解中国的地方志、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影响超越了国界,在欧美、日本等地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一、陈桥驿与地方志

  陈先生接触地方志为时甚早。他出生于绍兴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陈质夫是一位清末举人,中举后正遇上废除科举的辛亥革命,便退而独善其身,终日以博览群书为乐。祖父成为陈桥驿的启蒙老师,前清举人的渊源家学为他提供了知识的源泉,陈桥驿也踏上了博览群书之路,这其中就包括地方志。“从五下年级(笔者按:此时为1935年)起,我又通过祖父的关系获得了绍兴县立图书馆(古越藏书楼)的借书权,读到了影印的线装书嘉泰《会稽志》和宝庆《会稽续志》,也读到了刻本嘉庆《山阴县志》和周作人(后来知道实际上是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让我知道专门有这样记载家乡的文献,这或许就是我编撰《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原因”。[2]p4193810月、11月间,陈桥驿便“开始用零花钱在旧书铺中淘旧书,诸如《小仓山房尺牍》、《阅微草堂笔记》、《徐霞客游记》等等,其中还有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越中金石记》、《会稽郡故书杂集》等线装古籍”[2]p37)。他第一次自己拥有了地方志这一类书籍,这使他加深了对地方志的了解与认识。

  如果说,小学时代阅读和收藏地方志是陈桥驿早年对方志的“亲密接触”,那么,真正使陈桥驿与地方志难分难解的是他毕生所从事的郦学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陈桥驿与地方志的关系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地方志进行学术研究。在学术界,运用地方志写文章、撰专著的不在少数,如竺可桢先生,他利用旧志中的大量资料撰成了著名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3];香港学者陈正祥教授利用大量方志资料撰成《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4]、《中国文化地理》[5]等专著。相比较而言,陈桥驿先生更称得上是方志“大用户”中的“特大号”。陈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大量运用经过分析、选择的方志资料,作为他撰写论文、专著的重要内容。他的著名论文《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6]和《古代绍兴地区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7],前者引用方志30多处,后者则达50余处;而他1984年编纂完成的《浙江灾异简志》[8],引用方志达数百种;1999年出版的《水经注校释》[9]所及的方志更达数千种。2003年,陈先生的鸿篇巨著——《水经注校释》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地方志在这部著作中的作用不言而喻。陈先生的论著汲取旧志中的精华,为我所用,往往获得其他史料难以达到的效果。由于陈先生运用地方志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地方志的功用得以彰显,地方志的学术价值进一步为人们所重视,地方志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因此得以提高。

  2.整理地方文献。陈先生认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是地域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编修地方志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从学生时代起,陈先生就有志于整理家乡绍兴的地方文献,“数十年来,国内的著名图书馆殆已走遍,国外图书馆,凡出访所能及者,也莫不尽量查索。聚沙集腋,总算获得书篇目录1200余种,分作18类,逐一加以考录,撰写《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一书,于1983年出版”[10]。这本书成为绍兴地区方志编纂和历史地理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3.引回珍稀方志。陈先生是著名学者,又精通英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陈先生多次赴美国、日本、巴西、加拿大等国,或访问讲学,或担任客座教授,或招收进修学者,与国外历史地理学界同仁有广泛而深入的交往。陈先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为全国许多地方引回了国内已经不存而国外图书馆尚存的珍稀方志版本。他先后引回的地方志珍本有:乾隆钞本《越中杂识》、康熙二十一年刊本《象山县志》、康熙二十二年钞本《常山县志》、光绪钞本《新市镇续志》、顺治刊本《秦州志》。为此,诸葛计先生曾专门撰文道:“1983年,当陈桥驿先生从美国引回孤本——乾隆《越中杂识》在国内排印出版时,我国负责古籍整理领导工作的李一氓先生,曾以十分喜悦的心情说,这‘对古籍整理是很大的贡献’。”[11]其实,这也是陈先生对地方志事业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不但先后引回5种方志孤本,还利用讲学之余的空隙,考查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地方志,并撰成专文,呼吁调查、搜集、整理流失在国外的中国地方志资料,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4.研究方志发展史。作为历史地理学家,陈先生出于“职业的习惯”,在研究本专业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对地方志的发生、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认为“从中国方志史的阶段看,《越绝书》属于中国古方志”,“此书渊源古老,在同一时代中,绝无其他任何同类著作可以与之颉颃。它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方志”[12]p4)。同时,陈先生也指出,《越绝书》“按照今本19篇来看内容包罗极广,不能一律作为方志看待”,“把这两篇(笔者按:指卷二《吴地传》和卷八《地传》)作为我国最早的地方志,确是恰如其分的”[13]

  陈先生在研究《水经注》的所得中发现,“方志”之名,是《水经注》中首次正式使用[14],进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方志史上,方志的大量出现以及这类地方文献被冠以方志之称,实始于六朝。”[12]p2)而从六朝开始到民国为止,历史上经历了五次修志高潮[15]

  关于图经的修纂,一般认为起于北宋,陈先生经过缜密的考证,认定“我国历史上的修纂图经,当然远比隋唐、两宋要早”。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在公元2世纪中叶之前,《巴郡图经》就已经修成,但因为图经往往是“书存而图佚”,所以几乎亡佚殆尽,而元代以后,以图经为名的方志大为减少[16]。图经的兴衰起伏,辨析得十分明了。

  在研究方志史的过程中,陈先生还进行了一些旧志的个案研究。如通过对宋嘉泰《会稽志》和宝庆《会稽续志》的研究,撰成专文,提出“会稽二志”一说[17],获得方志学界的赞同;通过对民国《鄞县通志》的研究,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它在学术界的地位与价值,懂得“各地编纂好自己的地方志书,使它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更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对于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其影响是深远的和长期的”[18]

  5.向国外推介中国地方志,向国内介绍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地方志的评价。如前所述,陈先生曾频繁出入日、美等国,与国外学术界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学术交往中,他总是不忘向国外学者推介中国的地方志,扩大了中国地方志在国际上的影响。1989年,《慈溪盐政志》出版后,陈先生曾向日本著名学者富冈仪八教授推荐此书,为其巨著《中国的盐道》提供资料;1990年,陈先生陪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斯波义信考察浙江余杭的南湖,随后向斯波教授推荐《余杭县志》,因为该志书中记载了民国5年(1916年)对南、北湖进行测量的准确数据,而这正是斯波教授急切需要的内容。《绍兴市志》出版后,陈先生邀请汉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地理学教授章生道先生撰写了《〈绍兴市志〉评介》一文,刊登在1999年美国《国际中国评论》6卷第1期上,这是90年代国外学术界就中国新编地方志发表的一篇重要研究论文,它有效地促进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新编地方志的认识与了解。这也可以说是陈先生为推介中国地方志作出的又一种努力。

  陈先生还利用出访的机会搜集国外中国方志资源的状况,了解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地方志的看法,先后撰成《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19]、《民国〈鄞县通志〉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18]、《关于编纂〈国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孤(善)本目录〉的建议》[20]等文。1996年,陈先生还应有关方面的要求,专门撰写了《北美汉学家论中国方志》[21]一文,把他在国外所见的中国地方志有关情况及北美汉学家对中国新编地方志的看法与要求,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与说明,使方志界了解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们对中国新编地方志的评价与要求。

  陈先生还对中日两国的地方志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是国内方志界开展较早、较系统的比较研究。他用5万多字的篇幅,将中国的《慈溪县志》与日本的《广岛新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对比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22]

  6.开设方志学课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先生便执教于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大学)地理系。为了让学生了解地方志这一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在学习、研究中利用方志,陈先生在地理系开设了方志学课程,这是建国后国内较早开设该门课程的学校。尽管是选修课,但陈先生并不马虎,精心准备,精心讲授,“用新的观点,解释、分析和利用旧方志”[23],使学生们得益匪浅,也为弘扬地方志这一传统文化尽了一名教师的职责。

  二、陈桥驿的方志学说

  地方志的修纂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有着漫长的历史,但方志学作为一门学问,真正建立的时间却不长。清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指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24]此后,近、现代方志学家潜心研究,方志学专著层现迭出。陈先生虽然不是方志学家,但他在几十年与方志的接触过程中,结合自己的修志实践,深入思考,不断总结,不断提炼,提出了许多富于真知灼见的方志学说,对浙江乃至全国的地方志编纂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陈先生的方志学说涉及面较广,内容也很丰富,既有属于理论层面的,其分析鞭辟入理,其观点发人深省;也有属于技术层面的,针对性、 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很强。因此,其学说受到重视是非常自然的。

  陈先生的方志学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方志的资料性。陈先生一再强调“地方志是一种资料书”。由于历史的原因,方志在学术界的地位不高,一些人撰写论著“许多明明来自方志的资料,总要千方百计避开方志的名称,而把方志作为一种寻求资料的线索,设法转换成其他出处,然后写入论文的脚注”[25]。和一般人的看法不同,他明确指出:“由于我自己长期以来阅读方志就是为了资料,所以并不回避我把资料作为方志核心的看法;”[15]这既是陈先生对于地方志的主要观点,也是他作为一位方志“大用户”的切身体会——“我所有求于方志者无非资料”[1]p2)。他指出:“方志的可贵在于资料,方志的生命力也在于资料。”[1]p5)方志界强调志书的“资治、教化、存史”功用,但陈先生认为“要收到这六个字的效果,首先也是提供资料”[1]p4)。因此,他觉得《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对市县志、省志字数的限制是与方志作为资料书这一主要特征相违背的。陈先生通过对新编《慈溪县志》与日本《广岛新史》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尽管在我国的新修志书中,《慈溪县志》是属于优秀的一种(笔者按:《慈溪县志》曾于1993年获全国首届地方志奖一等奖),但从资料的角度来说,与日本的方志相比,未免相当落后。”[1]p5)另外,陈先生又从多达550万字的民国《鄞县通志》受到国外汉学家高度重视的事例,证明方志资料性的重要。他指出:“施坚雅(笔者按:美国著名汉学家)认为他在斯坦福大学建立宁绍研究室,除了这个地区在中国特别重要外,十分有利的条件是这里的雄厚的资料基础,而其中特别令人鼓舞的是民国《鄞县通志》,”[18]“这样的方志才能使研究者左右逢源,才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而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教授的论文和专著,“都利用了《鄞县通志》的大量资料”,“只要看看文后注释中频频引用的《鄞县通志》,这部志书的价值就令人肃然起敬了”[18]。所以,国外汉学家对中国新方志“最重要的意见是希望我们的新志能够尽可能的扩大规模,增加资料”[26]。正是基于包括陈先生自己在内的中外学者一致看法——资料性是方志的第一要素,所以,他屡屡撰文呼吁重视方志的这一特性,而在陈先生手把手指导下编修的《绍兴市志》和《绍兴县志》,均以丰富的资料见长,这两部新志受到广泛的好评,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陈先生“方志是资料书”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同。在国际上,“不少国外汉学家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方志称为‘资源’,认为自古以来修纂而成的大量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和汉学资源”[19],这与陈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

  2.关于方志的学术性。陈先生指出:“所谓学术性,用最简单的意思表达,就是科学性。”[25]这里面既有一部志书篇卷组合的科学性,又有内容表述的科学性,在这方面,全国新编的地方志曾经出过不少问题,比如陈先生谈到关于“自然地理篇(卷)”的设置问题时说,“1988年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曾邀请全国10位教授专家,到北京评议当时已经出版的地方志,我也参与其列。当时,全国出版的县(市)志约有30余种,我发现多数志书都有《自然地理》卷目,而内容包括地质,这当然是不妥当的。所以我在会上曾提出把《自然地理》这个卷目改为《自然环境》的建议”[27]。陈先生还专门撰写了一篇论文《地理学与地方志》,在《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这一事关方志学术性的大问题一经陈先生点出,许多人恍然大悟。此后,全国方志界基本上采用了陈先生的提法,改“自然地理篇(卷)”为“自然环境篇(卷)”,志书的科学性得到了增强。

  志书的学术性还体现在对具体事物的记载和解释上,这方面,陈先生“纠编”的著名事例就是二名法的重提。陈先生指出:“在动植物名称下加注拉丁文学名,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鄞县通志》已经采用的先进方法,”[28]可是在80年代新修的地方志中,许多志书不用二名法,对动植物的记载,俗名、土名、别名等不规范的名称混杂使用,名不副实、张冠李戴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国土地广大,生物繁多,而方言又很复杂,各种动植物有当地的旁名别称,若不以学名加以标准化,实在不堪设想”[28]。经过陈先生大声疾呼,生物名称采用二名法标注,逐渐成了方志撰修的基本要求,摆脱了“新方志比旧方志倒退了半个世纪”的尴尬局面。现在,新编地方志大都已采用二名法标注生物。这样做大大提高了方志的科学性,换句话说,增强了方志的学术性。

  志书的科学性也事关地图和照片。尤其是地图,陈先生强调计量地图“在地图上可计算出各地的距离、面积和其他有关数值,所以必须由懂得地图的专家来编制设计”[25]。这样的要求是完全合乎志书的科学性,也就是学术性要求的。

  3.关于方志的实用性。陈先生明确指出:“修纂一部地方志,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用。”“地方志的实用性,除了资料的丰富适当外,还有至关重要的方面,即让读者使用便利。”[25]而让读者使用便利,莫过于编制索引。对于新编地方志而言,索引的问题既是困扰方志界多年的一个问题,也是陈先生奔走呼号多时的一个问题。这中间既源于他自己在图书馆“像蜜蜂采蜜似地”查阅方志的艰辛,也源于陈先生接触国外汉学家谈及新方志所提的“最尖锐的意见”。就前者而言,陈先生指出:“因为利用方志做学问,索引实在太重要了”,[29]“时至今日,地方志修纂中,索引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了索引,研究工作者利用地方志就不再需要‘按目逐页地找寻’,将会空前的提高志书的利用效率;”[25]就后者而言,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检索工具没有索引很快就会成为一堆废纸,”[26]他们把编制索引作为“自觉的应尽义务,是作者的一种社会责任”[29]

  陈先生在《地方志与索引》[29]一文中不仅阐述编制索引的重要性,提出地方志必须编制索引的观点,还从技术层面阐述了编制索引和补编索引的方式、方法,以及地方志编制索引应该达到目标,使修志人员克服畏难情绪,逐步摸索,循序渐进。陈先生还在不同的场合,以各种形式,呼吁地方志编制索引。1991428日,陈先生在给《石家庄史志》编辑部的信中说:“最近经我呼吁,浙江一些正在编的新方志,有的加了索引。”如《龙游县志》、《慈溪县志》、《宁波市志》、《临安县志》、《富阳县志》、《新昌县志》等都编制了索引,浙江及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修志编制索引已经蔚然成风。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绍兴市志》,它以一个分册(60万字)的篇幅,详细编制了目与子目、人名、地名、著述目录、图照、表格等六种索引,受到方志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地方志注明出处,也是陈先生方志实用性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资料有出处,利于人们对‘秉笔’和‘御笔’的分辨,从而鉴定资料是否‘严肃’、‘科学’,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地方志的学术性。”[15]他十分赞赏黎锦熙论方志资料的一个观点:“一切材料,皆有来源,撷入篇中,即非原文,必注出处。”[51]这方面陈先生很注重身体力行,他编纂的《浙江灾异简志》,这部近30万字的专志,汇集了浙江先秦至当代的水灾、旱灾、雹灾、虫灾、春寒、地震等自然灾害,每一条均注明资料出处,便于读者进一步查考,极具资料性,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实用性。因此,该书出版后,浙江各市、县编修地方志时,都把它作为撰写灾异部分的主要资料来源,时至2003年,浙江省气象局在撰写有关书籍时,仍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在指导《绍兴市志》、《绍兴县志》的编修过程中,陈先生也如是要求。《绍兴市志》总纂任桂全回忆道:“对于方志资料究竟要不要‘注明出处’,当时方志界尚未形成共识,许多人以方志是权威之作,没有作注的必要。而陈桥驿则认为如果为用户着想,就理应注明出处,这不但可以说明志书资料是有根据的,而且读者如果感到不满足,可以按图索骥,进一步查阅原著。正是受陈桥驿的启发,我们从开始不作注,转而注明出处。”[32]

  4.关于野外考察。陈先生强调:“随着方志内容的发展,方志修纂的方法必须相应地加以改进。”[14]而修志手段和方法的改进,在陈先生看来,须在运用好书面材料的基础上,加强野外考察(即实地调查)的力度,而这正是第一轮修志中普遍比较忽视的一个环节。陈先生以民国《鄞县通志》为例,指导该志从岛屿分布 、潮差、海洋生物、交通等各方面记载了海洋,这是以前的志书中从未涉及的内容,而“所有的这些记载,除了资料整理以外,还有赖于实地调查”[14]。例如,在博物志中记载的各种海洋生物,就是生物学家王斋成实地调查的结果;如有关地层和构造的记载,则是地质学家盛莘夫实地调查的结果。“今后我们的方志修纂事业的继续发展,其生命力恐怕就在于此”[14]。陈先生把野外考察提高到方志编纂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他作为一位地理学家的独具慧眼。

  5.关于方志队伍与方志人才。陈先生觉得要修出佳志名作,关键在人。这里的人,既包括主修的领导,也包括纂修的班子。修志需要领导重视,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地方主要领导政务冗繁,“必须物色一位或数位踏实负责并有一定声望的助手襄助修志工作”[33] ,才能保证修志工作的顺利进行。“除了领衔主修的地方领导以外,一部方志的质量高下,取决于方志的主纂人(主编)。为此,主纂人也是方志修纂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主纂人的选择,当然是主修人的重要决策。主修人在地方学术名流中遴选一位有声望 、有真才实学同时又富于事业心和号召力的学者,主持方志的编纂工作,由他负责组织一个编纂的班子,这样,方志的质量就有了保证”[33]。陈先生甚至连方志办公室的人员搭配都有仔细的考虑[24]。陈先生关于方志队伍和方志人才的观点,在《绍兴县志》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绍兴县志》编纂班子基本按陈先生的设想配备,行政、业务人员密切配合、扬长避短,实现了最优的组合效应。《绍兴县志》出版以后,广受好评,应该说,修志人员和修志队伍的遴选与组合,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三、陈桥驿的修志实践

  陈桥驿先生是为数不多的亲自参加过修志实践的著名学者,他不仅编写或主编了《浙江灾异简志》、《浙江地理简志》及《杭州市地名志》等志书,还利用各种机会,指导各地修志,间接参与到编修志书的过程中去。

  1.着力编修志书。陈先生系浙江大学终身教授,他毕生精力主要倾注于历史地理和《水经注》研究。到20035月底止,陈先生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水经注》研究专著(含合著)23种、其他类别的著述(含主编、点校、翻译)30余种,可谓著作等身。就在其繁忙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之余,陈先生还积极投身于地方志的编纂工作,留下了难得的方志佳作。

  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启动了第一轮新方志编纂工作。为适应当时修志工作的需要,浙江省出版局组织编写了一套《浙江简志丛书》(共9种),这是建国后浙江第一次大规模地编修地方志。陈先生应邀加盟其中,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修志工作中去。侯慧粦副教授曾经撰文介绍道:“在这套丛书之中,陈桥驿是《浙江地理简志》和《浙江灾异简志》的主编,后者其实是他花了二十几年心血的个人成果。此外,他也是《浙江分县简志》的主要编者,并为此志写了序言。”[23]同时,“陈桥驿接受杭州市地名委员会的委托,主编了《杭州市地名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作了不少创新,成为浙江省第一种公开出版的地名志”[23]

  2.用心指导修志。陈先生对浙江乃至全国修志工作的指导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为有关地区制订修志规划。《绍兴县志》出版于19985月,这部长达409万字的志书,以其资料性、著述性和实用性而备受推崇,其实这正是陈先生科学规划、精心指导的结果。1987年,在绍兴县尚未动手编志之前,作为一名乡贤,陈先生便未雨绸缪,积极主动地筹划《绍兴县志》编修的详细规划,并把这个规划写成了7000余字的文章,发表在《绍兴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上。在这个规划中,陈先生不仅回顾了绍兴县的修志历史及其不同凡响之处,而且明确提出,长期以来具有修志光荣传统的绍兴,假如不能名列前茅,则地方领导和方志学术界都无法推卸应负的责任[33]。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在文中把志书编修每个环节都考虑到了,从行政领导到主纂人员,从主编的遴选到编辑的搭配,从行政区划的变化到县志记载的重点,从标明资料的出处到拉丁文二名法的运用以及市志、县志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份难得的修志规划,为此后《绍兴县志》的编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担任编志顾问。由于陈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界和方志界的地位与影响,浙江及外省的许多地方先后聘请陈先生为方志的编修顾问,他还应邀担任若干全国性重要志书(如《黄河志》)的学术顾问。担当顾问,指导编志,这是陈先生修志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其所担任顾问的志书的最终成果看,陈先生的指导是极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这里仅以《绍兴市志》为例加以说明。

  陈先生担任志书顾问,不是名义上的,也不是蜻蜓点水式的,而是深入其中,扎扎实实的,既作宏观上的指导工作,也作微观上的修订工作,从而使志书达到较高的水平,在这方面《绍兴市志》总纂任桂全先生深有体会。在《陈桥驿与〈绍兴市志〉》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无论是在修纂之前,修纂之中和修纂结束之后,陈桥驿为《绍兴市志》所作的种种努力都足以说明,他不仅是我们的顾问,也是我们的导师,更是我们修志队伍中的一员。”[32]

  陈先生在《绍兴市志》的指导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修出佳志的奋斗目标,而且从培养修志人才的要求出发,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如讲课、作学术报告、传授治学经验和治学方法、修改和批注志稿等等,使得以任桂全为代表的一大批修志人员迅速成熟,成为较有影响的修志专家。

  陈先生对《绍兴市志》的指导和参与,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质量上的把关。他“真诚相待,有求必应,甚至不惜放下自己手头的科研工作,全力以赴,严格把好各个环节的质量关”。“仅在审稿这一环节上,他就做了大量的工作,经他审阅、修改的市志稿就有概述、建置卷、自然环境卷、水利卷、人物卷等,总计约80万字”。“《绍兴市志》配置了33幅计量地图,这在当时方志界是很为少见的,陈桥驿听了很高兴,并且马上回问我,修纂人员里面有没有念过《地图学》课程的人?当他得知没有这方面专业人员时,立即同我说:‘那由我来校对!’主动承担起了复杂而仔细的校对任务,从图例、比例尺、历史地名、连界线、地理要素、注记符号等方面,一一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且给我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我不仅为之深深受到感动和教育,而且还学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地图学知识”[32]

  正是由于包括陈先生在内的多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和全程参与,保证了《绍兴市志》的高水平和高质量,在第二届全国地方志奖评奖中,《绍兴市志》全票当选,位列一等奖榜首。

  (3)参加志稿评审。志稿评审是第一轮修志中的一个创造性举措,它可以使志稿增加正值(即精益求精),减少负值(即修正错误),因此,对于提高志书编纂水平、保证志书质量至关重要。在80年代地方志编修普遍开展以来,陈先生先后应邀参加了数十个地区的志稿评审会。每次会前,陈先生都认真研读志稿,既充分肯定其所长,更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所短,剀切中肯,点石成金。以《对〈淳安县志〉稿的点滴评议》[35]为例,这篇长达7000余字的评审发言稿,对建置、自然环境、移民、千岛湖等篇章的主要优点给予肯定,同时,又对存在的问题一一例举,既指出其差错,还点明修改的依据和方法。可以说,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严肃的治学态度,绝不可能有如此的真知灼见。

  陈先生不仅注重对每一部志稿的评析,还善于从这些志稿中发现一些共性的问题,加以分析研究,提出解决对策,以起到面上的指导作用。《关于“沿革”和浙江省新修志书沿革卷篇的讨论》[36]一文,就“禹与越的关系”、“中原夏王朝时代,今浙江的行政区划问题”、“若干先秦地名的问题”、“战国后越的归属问题”、“西汉的行政区划问题”、等事关浙江新编志书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浙江各市、县志书避免和修订类似的“硬伤”,提高质量,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3.精心撰写序言。序言是一部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篇精彩的序言,能给志书增辉,但要写好序言,又并非易事。没有广博的知识,没有独特的见解,没有精到的文笔,都难成其事。由于陈先生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各地求他作序的志书甚多,截至2002年底,他已为全国各地20余种地方志及地方文献撰写了序言或前言。诚如侯慧粦副教授所说的那样:“他为人作序,绝不敷衍应景,而是对志书内容详细阅读,悉心揣摩以后才从容作序,所以他写的序言,就是一篇针对某种志书的论文。”[23]以《浙江地名简志》[37]为例,陈先生所作的长达4000余字的序言,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地名志》作为一种专志,却为历史所有,这是方志修纂中新生的一枝奇葩”[38],还系统地阐述了浙江地名的由来、浙江地名的特点以及浙江地名对研究古代浙江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价值,可以说就是一篇地名学的优秀论文。

  4.认真点评志书。志书出版以后,请名家撰写志评,似乎是方志界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陈先生应邀撰写的书评已不下30篇,这些评价文章并非泛泛而论,均能在仔细研读志书的基础上,抓住特点,写深写透,读来总能有所收获。陈先生评《普陀县志》,抓住“海洋”二字,指出该志“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方面,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海洋气息。这就是普陀县的县情,它不仅总结了普陀人民人定胜天的业绩,而且指出了今后进一步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美好远景。从这样的角度进行评价,《普陀县志》是成功的”[39];评《桐梓县志》,则充分肯定其“自然环境”等卷,称赞该志“在自然地理要素的阐述中,不仅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而且紧紧地结合了桐梓县的地方事实”[40];而对《浙江省丝绸志》的长篇书评,可以说是一篇中国丝绸史和中国丝绸贸易史的专论,资料之丰富,见解之独创,实在令人叹服[41]。看他的志评,仿佛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有新意,有深度,既给往者以鼓舞、鞭策、又给来者以指导、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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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陈桥驿. 在桐乡修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桐乡县志通讯,1988,2.

  [35]陈桥驿. 对《淳安县志》稿的点滴评议[J] . 杭州市志通讯,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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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38]陈桥驿. 浙江地名简志•序[M]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7.

  [39]陈桥驿. 开发海洋利用海洋——评《普陀县志》[J] .中国地方志,1994,4.

  [40]陈桥驿. 评《桐梓县志》[J] .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41]陈桥驿. 丝绸中国的骄傲——兼评《浙江省丝绸志》[J] .中国地方志,2001,12期合刊。

  (颜越虎,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工作处副处长、《浙江通志》总编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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