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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地之书,闪耀历史与未来

发布日期:2016-04-04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鄞州日报》2016-04-01字号:[ ]

    ——乾隆、同治《鄞县志》再版背后的故事 

   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3月29日上午,鄞州历史上两部名志——乾隆、同治《鄞县志》影印版首发式举行。

  这是区方志办对珍贵文化遗产进行整理传承的重要工程,是一件在全省方志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是作为“方志之乡”鄞州志书丰厚蕴藏量的呈现,是我区二轮修志进入冲刺阶段对历史的回望和经验总结。

  借着乾隆、同治《鄞县志》两部名志而浮现出的是鄞州历史上一个精彩纷呈的横截面。一两百年前的鄞州究竟是怎样的形态和气象,怎样的山川人物,怎样的风情民俗?两部志书,让我们回望时光更替的印记,让我们记住浓浓的乡愁,更好地砥砺前行。

  同时,这两部志书的完成与再版,更是一代代修志者,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文化品格的写照,是一代代修志者才华心血和使命的凝结,也是鄞州地域精神的辉映。

  三部方志,三座丰碑

    历史上的鄞州有“方志之乡”的美誉,离不开其特有的文化环境,其中的特征之一就是悠久的私家藏书历史。

  从北宋楼郁的东楼到明代丰坊的万卷楼,到范钦的天一阁,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到了清代,藏书事业更是达到鼎盛,名楼迭出,藏书名家亦是辈出,藏书佳话美谈不胜枚举。

  黄宗羲续抄堂、郑性书带草堂、卢址抱经楼、全祖望双韭山房、黄澄量五桂楼……只是那些文化名人,那些雅致的楼名,如今大多都成为史书上令人心仪的记载,浩瀚藏书,风雅书楼,渐渐消散在时光烟尘中。

  而天一阁,在400多年之后,仍然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其重要的收藏就是地方志和登科录。

  龚烈沸,在天一阁博物馆内的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工作了十余年,是方志界的专家,与鄞州方志界也有着很多的合作。区方志办整理出版的《桃源乡志》、《鄞州山水志》等,都由他来点校。

  乾隆、同治《鄞县志》再版首发,龚烈沸说了一段像是绕口令的话:“在没看清朝的这两部旧志前,我很佩服民国《鄞县通志》,竟然编纂得那么好。后来知道,它是由前面的旧志铺垫的,那就是同治《鄞县志》。当我为同治《鄞县志》惊叹时,我又发现它前面还有乾隆《鄞县志》……”

  一席话,揭示了鄞县历史上三部最重要志书的分量和价值。而这三部重要志书,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陆续由区政协和区方志办整理影印出版。

  鄞州方志界的三座高峰,就这样在新时代重放异彩。

  根据宁波大学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沈松平的梳理,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有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初的方志出现于隋朝,鄞县最早的志书是宋代,但只剩下记载,志本身已经失传。在明代永乐和天启年间,鄞州也分别修过志书,在清代,共有四部《鄞县志》。

  乾隆《鄞县志》,始修于1785年,成书于1787年,共计8册,主纂者为著名学者钱大昕,以内容翔实、考据精审、注重地理变迁而著称,是乾嘉学派时期学者修志的典范之作,在方志编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同治《鄞县志》,于1868年始修,成书时已是光绪三年——1877年,所以此志又称光绪《鄞县志》。志书由张恕、徐时栋主修,徐时栋病逝后,由董沛完成。志书以钱大昕乾隆《鄞县志》为蓝本,补疏辨误,考证精详,是清代晚期方志中的上乘之作。

  民国《鄞县通志》,共550万字,从战争阴影下的1933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历时18载完成,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编排最为科学、影响也最大的县志,被称为“民国县志中的关门志”。

  正如龚烈沸所言,民国《鄞县通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固然是因为主要编纂者为著名地方志专家陈训正、马瀛,他们率领整个修志团队矢志不移努力,而清代的那两部名志也有着奠基的意义。

  编纂乾隆《鄞县志》的“梦之队”

  乾隆《鄞县志》是鄞州历史上第一部横空出世的名志,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名人修名志”的典范。

  先来看看那个时代,所谓的天时。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修编范围广泛,上至国家,下至州县,同时,又种类齐备,上至统志,通志,下至乡镇村志,应有尽有。此外,数量上也很可观,清代的方志,大大超过以前历代方志的总和。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的数据是:清代所修的志书占据现存志书的58%。

  盛世修志。康乾盛世,推崇文治,康熙和乾隆都非常注重方志的编纂工作。在朝廷的推动下,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纷纷参与修志。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还有“文字狱”的兴起,这让很多文人在著书立说方面变得谨言慎行,而文人不幸志书幸,很多文人学者因此将精力投入到志书的编纂中。

  地利,主要表现在“方志之乡”的鄞州,有着自宋开始的修志传统和绵延不绝的藏书文化。如藏书家卢址的抱经楼所藏就是以四明文献和方志闻名,他当时请人校编藏书,请的人就是乾隆《鄞县志》的分纂者之一倪象占。倪象占为卢址编撰了《抱经楼藏书目录》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征集图书,卢址进呈二十余种。

  丰厚的藏书资源和门类齐全的文献资料,为乾隆《鄞县志》的修纂提供了坚实的依托。而最重要的还有“人和”。这是一支在当时阵容罕见的修志“梦之队”。主修是鄞县的知县钱维乔,这位官员,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学贯古今,诗文博瞻,工书善画,精于音律,晚通禅理。著有《钱竹初山水精品》、《竹初文钞》、《竹初诗钞》、《竹初未定稿》等。

  钱维乔还有一个中过状元的哥哥钱维诚。他在主修《鄞县志》时,就把状元哥哥的一个牛气冲天的学生钱大昕拉来任主纂。这位钱大昕,是清代极负盛名的史学家,其名气之大超过鄞县本土的全祖望、万斯同,与王鸣盛、赵翼并称为“史考三大家”。钱大昕有着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曾参与编纂《热河志》、《续通志》、《一统志》等。

  除了主纂,还有三位重量级的分纂:蒋学镛、卢镐、倪象占。三人都是精通文史的学者。蒋学镛,鄞县人,师从全祖望。卢镐,也是鄞县人,中过举人,喜欢书画和藏书,收藏全祖望一半以上著述手稿,还刊刻过《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等。倪象占,象山丹城人。他曾任《大清一统志》的分纂,还参与编纂《千叟宴诗》。

  风云际会,这样梦幻的编纂阵容,终于成就乾隆《鄞县志》为一代名志。

  全书卷首一卷,正文三十卷,分为天章、建置沿革、城池、山川、水利、学校、公署、田赋、兵制、海防、坛庙、职官、选举、名臣、人物、孝义、艺术、寓贤、烈女、仙释、艺文、金石、古迹、冢墓、寺观、杂识、物产、土风、辩证、旧志源流等部分。

  沈松平点评这部名志:门类更加齐全,如新增的“海防”卷。在金石、艺文方面收录宋元及之前的碑刻全文,明代碑刻的代表,显示了修志的思想。在艺文篇章中,还把以前散佚的文献都尽可能记载了下来。还有收录的图,比例更加精确,制作更加精细,包括天一阁、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当时的风貌一目了然。此外,资料索引注明出处,提高了志书的学术性;对人物编写的重视,也是一个亮点。

  乾隆《鄞县志》共有乾隆刻本(1788年)和道光本(1846年)两种,此次影印再版,以浙江图书馆藏的乾隆原刻本为底本。

  同治《鄞县志》,两位学者的接力

  在文化的时空里,历史往往有着奇妙的轮回和巧合。

  在乾隆、同治《鄞县志》举行首发式前的半个多月——3月11日,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的《四明清诗略》首发,这亦是我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之举。这部《四明清诗略》,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与同治《鄞县志》编纂的同一个时代,而且是由同一个人,将两者串联起来,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鄞州,有着怎样一群满腹诗书却又充满使命感的文人,看到那个时代在《四明清诗略》、同治《鄞县志》为代表的巨著背后的文化昌盛。

  巧合不仅在于100多年后,这两部几乎是同一时代,不同性质和内容的巨著在同一个月里先后再版首发——来自鄞州的不同部门,有着同样的对优秀文化的热爱和抢救保护的使命感。

  巧合还在于《四明清诗略》的编撰者董沛,同样是同治《鄞县志》的编纂者。更加令人感动的一个巧合是,董沛去世后,另一学者忻江明接着完成《四明清诗略》余下的编撰工作,而在好友徐时栋去世后,董沛亦接力同治《鄞县志》的编纂。

  两部巨著,背后都是两位著名学者间心血倾注的接力。这样的巧合,从清代同治延续到100多年之后,是一种地域精神的传承和回应,又是鄞州特有的文化现象——薪火相传,一代代接力,让文化根脉延续。

  或许,这样的巧合与接力,也是当代鄞州文化建设厚实基础的所在。

  再将时光倒流到1868年,主持修志工程的依然是一位鄞县的知县,叫戴枚。他请的主纂是张恕和徐时栋。张恕,道光时期的举人,不愿做官,精通书道,《鄞州历代诗文选》中收有他的诗作。

  而徐时栋,则是继李邺嗣、全祖望之后的鄞县一代文坛领袖,集方志学家、藏书家、金石家、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40岁时,徐时栋为使四明大地“山海有经、舆地有图、郡邑有志”,依托家藏图书,又广泛征集,不顾动荡时局,于1854年,编成《宋元四明六志》,终使古志“神明焕发,还以旧观”。

  55岁,徐时栋被聘为《鄞县志》主纂,为乡邦文献贡献最后的心血。

  修志伊始,徐时栋发凡起例,总持大纲。第二年,为利用自家藏书,他将修志场所搬到自己的藏书楼——水北阁。其间,他又到宁波的抱经楼、杭州的八千卷楼等处借阅图书,广征博采,精考详核。

  1873年11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60岁的徐时栋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弥留时,拉着好友董沛的手,将修志的重任相托。

  这是一位学者对另一位学者的深深信任和殷切托付,一种文化使命的交接,就在病榻之前完成。

  著述颇丰的董沛,早在1866年就编成了《明州系年录》,以编年体记明州自周至同治二年间大事。他长于文献排纂,与徐时栋相交相知,情谊深厚。带着好友的托付,他继续着《鄞县志》的编纂,一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完成。

  同治《鄞县志》,没有乾隆《鄞县志》编纂时的“天时”,当时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燃起,时局动荡,西方文明与列强铁蹄一起侵入了大清帝国的领土。但徐时栋、董沛、张恕等人,依然注重志书的质量,其数据选取、史实考证等都可圈可点,是清代晚期方志中的上乘之作,并成为民国《鄞县通志》的直接蓝本。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乾隆、同治《鄞县志》首发的那一天,区方志办主任谢富国心情激动,他又想起了上一轮《鄞县志》的主编、甬上著名学者周时奋生前的殷殷叮嘱:“阿国,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还有一件事值得去做,做成了,一定功德无量。”周时奋所说的就是乾隆、同治《鄞县志》的影印再版。

  这仿佛就是鄞地文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历史轮回到21世纪,周时奋、谢富国两代方志工作者,在一次谈话中,完成了一项使命的交接。一如100多年前的徐时栋之于董沛。

  在那次谈话之后,区方志办就开始运作此事,千方百计去争取经费,而区委、区政府也是一如既往地注重和支持方志典籍的整理出版事业。

  先后三年,资金到位,通过省文化厅,落实古籍刻本,在影印再版过程中,区方志办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省图书馆等单位通力合作。乾隆、同治《鄞县志》顺利再版。

  “两套志书用的都是较好的宣纸,整个包装设计也体现了高雅的品位。这些书不仅代表着鄞州文化的一个辉煌时代,也增进着当代鄞州人,甚至是海外鄞州人对故乡的情怀。”谢富国说。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时曾如此说。

  从区方志办、区政协近年来出的一系列地方文献、地情书籍,到区委宣传部、区委党校、区文联等组织出版的关于地方文化的系列书籍,这些都是鄞州对总书记指示的一种响亮回应。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对于方志工作者和文史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线装、宣纸影印、竖排、繁体。再版的乾隆、同治《鄞县志》把存世稀少的古籍,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将一段鄞州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两套志书皆高雅古朴,散发着古代经典的馨香。

  但这样原汁原味的雅,毕竟不能为更广泛的群体所接纳。在微信时代,有多少人读得懂繁体字的文言文。

  “我们在准备再版之际,就和有关方面商量过,打算出点校版,但因为工程浩大,至今没能实现,但这样的想法还是一直有的,今后有机会会出简体的点校版,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谢富国说。

  浙江古籍出版社总编寿勤泽表示,乾隆、同治《鄞县志》,使鄞州史志工作多了源头活水,多了别人所没有的资源优势,对二轮修志的提升、年鉴的编写等,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杜建海认为,目前的鄞州有不少农村正在向城区转型,村落被拆迁,如果没有方志典籍里的那些文字,对自己家乡曾经的过往将会无从了解。此外,他建议可以整理利用方志的这些内容,为鄞州各地旅游休闲产业的开发、博物馆的建设等发挥作用。

  “古籍再版之后,我们要注重挖掘深藏在这些典籍里面最有价值的东西,将地域文化和当代鄞州人的价值追求有机结合,做到古为今用,产生多赢的效应。比如,今年‘义乡鄞州’打造的活动主题为‘家风建设’,我们可以从古籍中把鄞州古代的家训进行挖掘整理,点校编辑出版。”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沈君达说。

  两百余年的时光过去,闪耀于史册的鄞地方志典籍,没有被埋没于故纸堆。在鄞州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其蕴藏的内在价值,也将在当代和未来的岁月里,融入到名城强区的建设中,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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