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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烈沸和他的《徐时栋年谱》

发布日期:2017-01-23访问次数: 字号:[ ]

  赵淑萍 


  1994年,水北阁被整体迁移重建于天一阁南园,后来作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的藏书、研究工作场所。
  时光荏苒,现任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副馆长的龚烈沸,已坐拥水北阁16年之久。2016年8月,其著述《徐时栋年谱》出版,他以此向先贤致敬并表达感恩之心。
  徐时栋是宁波文化史上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人物,集藏书家、朴学家、书法家、诗人、教育名师于一身。可是,后人对他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徐时栋年谱》的出版,无疑对徐时栋的生平和各方面的成就作了一个全景式的展示,从而让宁波人了解徐时栋所处的时代和他对于宁波文化的意义。
  1864年6月,月湖书生徐时栋在城西草堂旧址重建新宅。因为此前的“烟屿楼”“城西草堂”藏书都毁于火灾,“烟”“草”惹火,实在是一大忌,所以这次他把新书楼命名为“水北阁”。(藏书楼在一水池之北,以“水”命名,也是为了防止再度遭劫。)
  编写陈列大纲

    ——与先贤灵魂对话
  龚烈沸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宁波师专毕业后报名支援海岛,被分配到普陀山。因为经常要给学生和朋友讲解普陀山的景点和人文掌故,他便开始接触普陀山志等地情书,还与人合作编著了《海天佛国普陀山》《普陀山诗选》。这大概是他参与地方文化研究的发轫之作。后来,他调到余姚,专门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他是一位才子型的作家,有不少散文、随笔、诗歌、小说见诸报刊。调入天一阁工作后,他的精力投入到新编地方志的收藏、保护中。方志馆日常工作之余,他也参与新方志的编纂、评审,旧方志的点校注释和地方文化的研究上。迄今已经独立完成著述(撰著、编著、点校、选辑、辑注)15部,与人合作的就更多了。可以说,他的这些著作中,《徐时栋年谱》是编得最苦最累也“最有温度”的一部。
  2014年是徐时栋诞辰200周年,水北阁建成150周年,迁至天一阁南园复建20周年。天一阁特地举办“月湖书生———徐时栋诞辰200周年纪念展”。编写陈列大纲,掌管地方志珍藏馆的他当然义不容辞。为此他细细研读了徐时栋的著作《烟屿楼诗集》《游杭合集》《烟屿楼文集》《烟屿楼笔记》《烟屿楼读书志》《徐柳泉手抄诗稿》等10多部,看遍了天一阁馆藏徐时栋藏书及题跋、书法、手迹、碑帖和藏书印。
  在编写陈列大纲的过程中,一次次修改、提炼,他似乎一次次和先贤对话。徐时栋,原字云生,后改字定宇,又字同书,号澹斋、柳泉等,清末鄞县城区(今宁波市海曙区)人。徐时栋生长在一个不适合读书和著书立说的时代。鸦片战争、辛酉政变、太平天国起事等,使他饱受战乱之苦。徐时栋命运多舛,16岁丧父,37岁丧母,33岁、47岁两次丧妻,又曾四次殇子。他十岁开始藏书,一生嗜书如命。藏书曾经三毁四聚。他的烟屿楼藏书(含恋湖书楼原藏书)“将十万卷”,城西草堂“五六万卷”。太平军攻入宁波时,他的藏书受到损失;继之为避寇,将书藏在建岙山的金岩寺山洞里,竟被寺庙的僧人焚烧取暖。后在城西草堂,一次意外失火又使他的藏书化为灰烬。可是,这种巨大的损失没有摧毁他,他仍然执着地藏书、读书。徐时栋去世后,到了宣统三年,水北阁藏书全部出售给了上海的书商。书商在上海售卖时,一些被宁波藏家买了回来,大部分则散失在不同的藏家手中。所幸宁波各藏家的藏书,均先后捐赠给天一阁,其中就有徐时栋的旧藏。今天天一阁藏徐时栋著述与藏书近100种1000余卷,刻本抄本兼有,批点、题跋众多,朱墨两色分明。
  徐时栋既是藏书家,又是同代学人中的佼佼者。“平生有愿如此水,会当读尽琅嬛书”,他每天晨夕勤读,手不释卷。书中密密麻麻均是题跋。就拿他读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为例,53岁、56岁两次购置,自同治四年至十年,研读长达7年,批点多达380余处,不少还是在病中、舟中读评。他秉承了万斯同、全祖望的治学风范,更难为可贵是他跋涉穿行于宁波文化的低谷时期。他致力搜罗乡帮文献,长于考据,驾轻就熟,是位杰出的方志家和谱牒家。他校勘刊印了《宋元四明六志》,为历代四明六志作者30人作单传或合传15篇,撰写《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9卷。以他为统领,好友董沛、陈劢、张恕,弟子刘凤章、陈康祺、孙德祖等人组成了高水准的同治《鄞县志》编修团队,先后在水北阁和甬上卢氏抱经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抄写有关鄞志资料。他因终日修纂,积劳成疾,60岁就驾鹤西去。其文品、人品在甬上文化史中是令人崇敬和缅怀的。
  徐时栋的才能是多样的,其诗歌,颇有白居易风格,平实易懂。尤其是鸦片战争时期的诗作,《八月湖水平》《鬼头谣》《乞儿曲》《临高台》等,记录风云诡谲下的民生疾苦,以诗证史,皆有助于浙东鸦片战争史、抗英斗争史的研究。他又是位颇有造诣的书画金石收藏家和篆刻家。曾自云“我作草书以意造,快如蚕食转如环”。1933年,鲁迅购置《烟屿楼笔记》,读到他所书清人何瓦琴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非常欣赏,还书赠瞿秋白。他又是一代名师,被四明人士“推为儒宗”。弟子中不乏继承其衣钵者,对弟子他不论出身贵贱,一视同仁,勉励有加。
  编写陈列大纲,龚烈沸以诗文著述为主,勾勒徐时栋的生平行状,提炼其藏书精神。展览通过“命运多舛,见证风云”“三毁四聚,痴迷藏书”“藏以致用,著述等身”“直抒胸臆,诗书作史”“提携后学,造就人才”五个篇章,力求全面还原这位“月湖书生”的形象。展出的有馆藏古籍40余册,碑帖10余件,书画作品10余件以及徐时栋的藏书楼———烟屿楼、水北阁等珍贵照片资料。2015年10月3日,此陈列简化精炼后移入徐时栋最后一座藏书楼水北阁作固定陈列。
  可是,陈列毕竟只是吉光片羽,无法呈现徐时栋孜孜以求,等身著述之原貌。而且有那么多摘记资料在手,只有深化研究,才能物尽其用。“就像一条大黄鱼,把鱼唇拿走了,但还留下鱼身子,我力图做一道完整的‘鱼菜’。”龚烈沸风趣地说。他决意编《徐时栋年谱》,是因为心目中对先贤的崇敬,也是对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的交代。
  编写年谱
  ——追寻书生足迹
  为了编《徐时栋年谱》,龚烈沸查诸《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只查到宁海干人俊著有《徐柳泉先生年谱》2卷,“稿本(待坊),作者自藏”。干人俊对浙江方志编纂多有贡献,但出于种种原因,著作并未面世。1982年先生作古,考证再三,还是未能发现其著《徐柳泉先生年谱》付印,那么,这稿本还存世吗?这个问题只有时间去回答了。
  此前,学人们也诧异,嗜书如命的徐时栋,为什么将书藏于两地两处两楼———城中的烟屿楼、城西门外的城西草堂(火灾后再建的水北阁),而未归储于一地一处一楼呢,这对阅读、校勘带来诸多不便。深入研究徐时栋后,龚烈沸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因为烟屿楼原名恋湖书楼,是徐时栋父亲徐桂林传下来的,徐时栋20岁时“析箸”分家,其父已卒。徐时栋和二弟以及年幼的六弟一起居住。烟屿楼的藏书是父亲徐桂林留下的,所以是大家共同的遗产。他不能将书搬迁到城西草堂(水北阁)。只是,徐氏其他兄弟在世时对书兴趣不大,烟屿楼的藏书基本上是徐时栋一人在关注。
  细读《烟屿楼诗集》,龚烈沸时时有新发现,有小惊喜。原来,徐时栋和天一阁楼下补写全祖望对联(全祖望原迹散失)的陈劢,陈氏宗祠之麻将闻人陈鱼门兄弟、状元厅主人章鋆,司马第所挂“夜雨闲吟左司句,时晴快仿右军书”楹联书写者冯登府都曾有诗文往来。他们以文会友,以书会友,而且百年后又在天一阁“英魂重聚”,这不能不说是宁波文化史上的一个佳话。读徐时栋《八月湖水平》,龚烈沸还发现了新版《鄞县志》上一个小小的错误。鸦片战争英军入侵,宁波文武官皆逃,而徐时栋家人亲见一知县秉持气节,投水自尽,徐把这写入诗中。而新版《鄞县志》上把这位知县的名字记错了。随之,他撰文给《浙江方志》,以存其真。2015年,他和同事一起到鄞江镇大桥村锡山之黄岙,登访徐时栋父亲徐太茂(桂林)先生墓。因梅园山庄建设,列入鄞县文保点的徐太茂墓道等遭到破坏,墓已经筱棘丛生……在当年的徐时栋研讨会上说起这种种迹象,他痛心疾首。他也曾专访徐时栋姻亲地、避难处、所撰书碑碣现存地、墓地———鄞江悬慈、三七市叶家、建岙锡山、龙观乡凤凰山等,一一加以探寻确认。
  在《徐时栋年谱》中,龚烈沸梳理了现存的《月湖徐氏家乘》《大墩徐氏宗谱》《游杭合集》《烟屿楼集》《徐堰王志》等徐氏著作,还对全国图书馆馆藏徐时栋稿本、抄本、藏书题跋、碑帖、藏书印等进行了广泛搜集整理。同时对徐时栋好友如陈劢、董沛等诗文中有关徐时栋的记载也一一编入年谱。其中大量轶文和尘封史料,都是首次公开,弥足珍贵。而且用恋湖书楼、烟屿楼、城西草堂、水北阁四个不同藏书楼名为分期,脉络清新,简洁明了。谱中重点内容还配了插图,以期图文并茂,为以后研究者提供方便。
  要搜集散藏于各地的藏书题跋,困难可想而知。经过普查,徐时栋的著作、藏书现储藏在41家单位,除中国大陆外,还流散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国等。他向一些图书馆发电子邮件,没人理睬,寄打印的信件,也没人理睬,最后,只好亲笔写信给馆长。也有因此而被打动的,寄来了题跋的照片。当然,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的人脉,或通过甬籍的在图书馆系统的朋友,或在文化界的甬籍领导,甚至一些开书店的朋友。每次得到题跋,龚烈沸总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甚至,他在网上看到有拍卖徐时栋藏书的,一问价钱,是天价,就想法游说欲出售者用手机拍了题跋发给他,用他的话说,《徐时栋年谱》中的好些史料是“偷来的”。
  致力地方文化传播
  ——秉承学人精神
  跨入天一阁的西大门后,向天井中面容清癯目光深沉的范钦老先生像行个注目礼,然后从右边的八角门进去。曲径通幽,在花香竹影中行走,在一扇旧式的镂空的木雕小门前打住,推进去,狭小的天井里花草葱郁,这是水北阁。在那散发着书香的木屋里,龚烈沸坐了16年。
  笔者去采访的时候,龚烈沸的案头,放着余秋雨先生近日寄来的“天一阁月湖景区”题词,横竖各一幅。记得,5年前,龚烈沸出的一本《话说天一阁》,也是余秋雨先生题的词。在那本书里,龚烈沸轻轻松松,说着大白话,连天一阁里的两棵硕大的含笑树、那枝蜡黄蜡黄的腊梅、两棵常有桂子悬挂的桂花树都作为引路标记清清楚楚地说给你,更别说那些镇阁之宝了。每一块匾额,每一副楹联,它们的含义,它们的作者,作者们的生平事迹,他都了如指掌。每一处建筑,这建筑的前世今生,是原有的,还是别处迁入的或是近年来扩充的,他都熟稔于心。天一阁的辉煌和沧桑,天一阁的劫难,范钦、范大冲以及几位贡献突出的范氏后人,历代名人与天一阁,天一阁之外的宁波的藏书楼、有关天一阁的著述……虽说是大白话,文字浅,可立意不浅,在话说时,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感,有一种淡而雅的抒情气息,有一种幽默的趣味。他潜心地做了这本书,是为了回报天一阁对他心灵的滋养和提升。随后,在同事们的配合支持下,他索性对天一阁匾联作了一次彻底的普查,又出了本《书城木石香———天一阁博物馆匾联释读》。
  不仅仅是他自己工作的天一阁,他对宁波文化的研究,延伸到方方面面。2012年,他接受宁波市中医院的委托,编成《宁波中医药文化志》一书。这是首部宁波中医药文化志,上限溯至河姆渡文化,下限截至2010年,以志为主体,记、志、传、简介、文献选载、图照并用。全面系统地著录了源远流长的宁波中医药发展历史、名家辈出的宁波历代中医事略,充分彰显了丰厚的宁波中医药文化,丰富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宁波的文化内涵。既有较强的资料性,又有较好的可读性。此书与张如安《宁波中医药文化史》同时发行,时任宁波市副市长的成岳冲评价说:“两书的编著出版,既是宁波卫生界的一件大事,又是宁波文化界与宁波卫生界携手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他还对宁波地方史志和地方文献上吟咏宁波“下饭”的诗词感兴趣。每每读这些诗,便觉得唇齿留香。“其享受不亚于‘饕餮’者的大快朵颐,于是利用零星时间,一一抄录在案”。念及宁波餐饮业的日益发达,宁波餐饮和餐饮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加上亲朋好友的“怂恿”和鼓励,他便萌生了辑注出版一本《舌尖风雅—————宁波下饭诗500首》的念头。很快,他便付诸行动。为使读者对宁波“下饭”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他尽可能给诗所咏的“下饭”配上图片。在文化的传播方面他做得细致而又深入,举凡宗谱族谱续修、乡下山野文化遗迹考证、民宿餐饮策划、农村文化礼堂建设、重大事件碑文撰写,乃至红白婚丧等等,他都乐于用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和些许能力参与其中,几乎可以说不遗余力。
  地方史志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是极其艰苦的基础性学术研究活动。但是,龚烈沸却不畏艰辛,甘于坐冷板凳。也许,在月湖畔,在那一缕缕书香的浸润中,他的灵魂时常和几百年前的先贤对话。追寻书生的足迹,秉承学人的精神,他愿意像他们那样,给宁波的文化史留下一些东西。(原载《宁波日报》2016年12月16日第B1版: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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